相较供需升级、企业改革和宏观调控有的放矢地推进“双循环”，数字经济则是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入经济运转的每个细枝末节，优化了“双循环”的整体质感。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将从三个方面改造经济格局，驱使中国以“精致”双循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第一重精致在于延迟满足，非线性驱动“内循环”的价值创造路径。区别于传统经济“即投即用”的价值创造方式，数字经济前期需要在信息网络、算法算力、习惯培育等多个方面投入，收益却存在“真空期”。然而，其后续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携来充满想象力的指数级增长。第二重精致表现为精细运作，降低循环节点上的无谓福利损耗。数字经济上半场，平台型互联网企业通过降低搜寻成本改善匹配质量，已经推动新均衡的帕累托改进。而数字经济下半场将聚焦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革新，通过快速洞察与迭代消费者需求，消减存货周转、供货不及时等隐性摩擦成本。此外监管科技也将适时发力，在双循环的关键节点精准放量，激励行业供需空间的进一步释放。第三重精致则体现在专注深耕，以提升产品不可替代性链接内外循环。过去中国大量企业功能定位高度重叠，且拥挤于价值链的低端，全球化困局之下因其容易替代而面临“被脱钩”风险。数字经济能够衡量出人的创造力、影响力、技术知识等的潜在价值，是一种存在高度异质化机会的经济生态。疫情之下小市值数字经济企业并未倒下，相反，深耕垂直细分行业的工匠精神正不断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数字化服务的向外辐射，料将从真正意义上提升中国企业的不可替代性，使其在内外循环中更具稳定性与主动权。

　　数字经济奠定全球竞争新赛道，渗透性驱动高质量“双循环”。2020年“黑天鹅”频发，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供需两弱成为现实。然而，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也正锻造出升维竞争的新赛道，从上半年数字经济企业的业绩表现看，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全面改造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且自我强化还将加速兑现。一场意欲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数字革命蓄势待发，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国际格局乃至货币秩序的历史拐点业已到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处于“减速增质”的关键转折阶段，人口红利逐步衰退，资源环境约束广泛显现，粗放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值此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转折交汇点，“双循环”发展体系作为适应百年大变局的主动选择，必然也要顺势而为，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新赛道机会，适应于数字经济加速度引致的量变与质变。

　　如果说供需升级、企业改革、宏观调控是“双循环”体系中有的放矢的推进器，那数字经济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性利器。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载体升级（现代信息基础设施）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手段，广泛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过程中重构商品价值，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生态。因此，广义的数字经济不仅涵盖应用层级的数字化创新，还包括了以半导体、硬件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等通用技术平台的搭建，渗透入“双循环”体系的每个环节。而数字经济的特有属性与优势，将在整体上潜移默化地优化“双循环”的质量，驱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精致化。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所打造的精致“双循环”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延迟满足的精致——非线性驱动“内循环”的价值创造。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呈现出与传统经济相反的凹凸性。初始阶段，传统经济的要素投入产出几乎成正比，能够迅速通过消耗资源换来经济的增长。而数字经济的初始投入却较难即刻产生收益，现代信息网络的建设、算法算力的突破乃至用户数字习惯的培育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时间。此外，区别于传统经济“即投即用”的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唯有基础设施一并完备，方能启动价值创造，因而难以及时获得正收益的反馈，存在收益“真空期”。这也是大多互联网企业在上市时未能实现正的净利润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旦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毕，与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截然相反，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路径却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一，数字化产品的边际成本接近零，令排他性供给成为可能。其二，数字化平台集结人的创造力，通过最小化生产单位撬动海量数据价值，形成规模效应。凭借模式创新与无损共享的加持，数字经济发挥“杠杆效应”，为资源瓶颈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方向。

　　量变总是发生在质变之前。过去40年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见效快，能够帮助中国快速跻身世界前例，是适应当时国情的历史选择。而在当前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大关的新背景下，资源与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追求精致“双循环”转而成为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回顾过去20年，以电商、社交平台、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平台型数字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习惯。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裹挟着4G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推广和用户习惯的引导而来。反观今日，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数字经济价值创造曲线的前端。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新基础设施初具雏形，可以预期在基础设施完备之后，产业数字化的浪潮也将随之而来，而其增长的速度与广度或比消费互联网更为惊人。

　　第二，精细运作的精致——降低循环节点上社会福利的无谓损耗。传统经济学中，由于中介的层层嵌套，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存在割裂，生产者难以即时获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形成两大弊端。其一是匹配质量低，产能与需求无法完全匹配，比如在打车市场中，空车与乘客打车困难的现象可能同时并存。其二是生产周转慢，由于企业无法动态感知需求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积压存货、供不应求等状况，造成企业利润的摩擦损失。这也是周期品价格波动的重要来源。因此，达成市场均衡的供给与需求均小于真实情形，从而构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数字经济上半场以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发力点即是降低搜寻成本，初步实现匹配质量的改善。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借助数据搜集、算法优化等途径，识别并调配多余产能与未被满足的需求相结合。另一方面，去中介化降低生产者的潜在成本和进入门槛，吸引更多生产者进入相关领域，进而推动商品种类增加，提高消费者福利。新均衡在降低价格的基础上提升了产量，是一种显著的帕累托改进。

　　从细节处见端倪，数字经济下半场将不局限于优化匹配过程，而将重在改造传统生产方式，进一步降低社会福利的无谓损耗。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所赋能的新一代生产方式，将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三大优势。其一，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支持新一轮创新。其二，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其三，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此外，监管科技也将同步就位，在双循环的各个节点精准放量，降低福利损耗。以DCEP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在宏观层面将为政府部门提供更为详尽的“内循环”信息，实现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精准化、结构化。而在微观层面，则将重塑支付行业分润规则，激励企业从存量博弈进阶至升维合作，发展逻辑由提“价”获利向增“量”为先转换，在释放出行业供需繁荣的空间的同时，向海外辐射数字经济红利。

　　第三，专注深耕的精致——提升不可替代性链接内外循环。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外循环”，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扁平化”而非“垂直化”。大量的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当下全球保护主义、孤岛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发达国家纷纷引导必要产能回流，全球价值链转而更加强调弹性与安全，而非成本最小化，避免将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加剧了中国在“外循环”中的被脱钩风险。因此“双循环”体系正是要攻克原有弱点，加快打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传统价值链中，中国严重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但在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中，中国在核心技术层和应用创新层却均不落于人后。当前，中美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已经形成“双头”格局。联合国总部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两国占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而Kisspatent团队的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成为2020年最大的区块链专利持有者，其专利数量是IBM的10倍。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中国也仅次于美国。因此，在崭新赛道之上把握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或将成为中国企业突破自身瓶颈、提升价值链功能定位的关键。

　　通过分析疫情后的企业中报数据可发现，传统行业的头部企业在系统性出清中成为赢家，借助规模效应和并购整合，未来行业集中度或进一步提升。而在数字经济中，小市值的数字经济企业的毛利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小而美”的故事仍在延续。成立时间不足5年的拼多多市值突破千亿美元，不以流量为生，却以内容相争，拼多多的成功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数字经济下半场小企业突围的可能性。相比“大而全”，企业正呈现出深耕垂直细分行业的工匠精神，标志着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逻辑已从跑马圈地进入精耕细作时代。而异质化的合作关系，也将从真正意义上提升中国企业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在内外循环中更具稳定性与主动权。

　　（作者：工银国际研究部 程实博士 高欣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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