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潘功胜

　
　　过去几年中，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成功的变革，刷新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版图，成效斐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和金融格局迅速变化的时代，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如何选择持续变革的战略和路径，其意义和影响将是多元的、重大的和深远的。

　　变革的成效

　　脆弱的银行体系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成为对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及长远经济成长的最大潜在威胁。中国的金融架构是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与转型缺乏转轨成本的制度安排，随着企业大规模改革和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经济转轨的成本特别是国有企业转制成本，逐步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之国有银行自身也处于转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体制陈旧、观念、机制、管理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危机。

　　对于中国银行业长期积累的风险，一些国际媒体和机构曾做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银行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体系脆弱性可能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加深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亦令国有商业银行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过程中，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步形成的对银行改革进程的时间约束开始发挥作用，此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出现的一系列举措便被置于一个十分明确的过渡期时间表中。

　　2003年底，中央政府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中国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国家注资与剥离坏账进行大规模财务重组，以尽可能快地解决历史存量问题；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传统的产权与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通过股票公开发行进一步募集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推动促进银行的持续改革。这个思路参照了国际上银行重组的经验，又糅合了中国具体国情，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清晰、务实和可靠的路径。

　　几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路径选择是正确的。无论何种标准来衡量，无论在何种范围来比较，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成效都能称之为显著。从改革成本角度，工行、中行、建行、交行股份制改革与境内外成功上市，国家垫付的改革成本得到了补偿，国有资本大幅度增值。从经营绩效看，改革催生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主要经营指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成本收入比、ROE、ROA等)均达到国际银行业的较好水平；从公司治理角度，银行的法人治理架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及外部市场约束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国有银行改革争议与理性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不良贷款是否要二次剥离，外汇注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革，是否需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金融资产是否贱卖，国家金融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上市是否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公司治理的“形似”与“神似”等等。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多数争议，随着国有银行改革效果的显现而逐渐淡却。后来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及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观点反映在这样几篇文章中：《谁将掌握中国的金融》(《上海证券报》2005年10月25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董事会》2005年10月26日)，《金融改革的困局与赌注》(“，以及较近期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乌有之乡”2007年6月25日)，《中资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其警示固然需要思考，但亦反映有些学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和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援引的数据多数是错误的，几家银行的股份出售价格、数量基本上是错误的，比如工商银行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只占上市后股份总数的7%，而非10%；入股价格一般采用市净率(入股价格/每股净资产)及每股净资产的乘积决定，谈判的一般是市净率，每股净资产由审计师的审计结果决定，几篇文章援引的数据多数都是错误的。

　　二、几家大型上市银行基本上是在上海及香港两地上市的公司，股份分为A股和H股。境外战略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性质基本为H股，由于境内的A股市场与境外的H股市场基本上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资本市场，几家银行A股的价格远高于H股的价格，上述几篇文章采用A股的价格来计算战略投资者的获益水平显然是错误的。

　　三、银行的税后利润与对投资者的分红是不同的概念，用一个不正确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乘上利润数计算投资分红收益也是错误的，分红仅是银行净利润的一部分，如在上市招股书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承诺的分红比率是35--50%。工商银行承诺的分红比例为45--60%。

　　四、入股价格应该是一个市场公平价格，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和符合市场规则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应用今日A股市场的价格作为标准评判过去、评判境外股票市场。银行同业的二级市场的交易倍数是确定战略投资者投资价格的重要参考依据。2005年香港及亚太地区商业银行二级市场的交易市净率为1.7倍左右。一般而言，上市发行价与二级市场交易价有一定折扣，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价格由于投资入股的时间较早，承担的风险较大，且一般都有3--5年的锁定期，一般较上市发行价又有一定折扣，这是资本市场的一般惯例。按照当时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来衡量，几家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价格是合理的。

　　五、当时中国商业银行的情况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割裂历史来看问题，当时境内外投资者对投资中国商业银行存在很大疑惑，当我们选择上市时，能否成功，也是有着很大的风险。2004----2005年当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在与境外潜在投资者谈判时，建设银行张恩照事件、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的高山案等事件的爆发，几乎使中国几家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中断。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判异常艰苦，几家银行参与谈判的高级管理层表现出专业与精明，形成的价格和其它条款符合公平原则，并且按照中国的法律和监管规则履行了严格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六、对于为何引入战略投资者，我认为国际知名金融集团股权投资有助于增加国际投资者的认同感，提高境内外投资者对国有银行整体质量和发行价格的信心，进而起到提高国有银行股票估值的潜在作用，增加IPO发行需求，提高国有银行成功上市的概率。虽然这些作用无法量化，但确实是存在。并且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入股的中资银行都签有战略合作协议，在多个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与技术援助，对上市后的中资银行管理水平的提升产生了较好的作用。

　　七、国家对于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占有绝对控股地位，国有股权(包括财政部、汇金公司、社保基金会等)在几家银行上市后的股权都在70%以上，如果将其它国有法人股计算在内，国有股权的占比更高。

　　八、如果从最终效应，我认为国有股是最大的赢家，而且赢得的远非投资回报的数额。比如，仅汇金公司所持股权账面溢价就达2万多亿，国有股权分红收益稳定增加，按账面值计算，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所支付的成本得到有效补偿，且化解了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危机，造就了一个健康的银行体。

　　任何改革都不应忌讳争论，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各种思潮的争论中前行的。只要是站在学术探讨立场上的理性争论，最后总会达成共识和谅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争论大都在银行界与学术界人士之间进行的，他们站在学术的角度，立足中国国情和国有银行现实，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商榷，最终大体达成共识。学术的研究应该是科学，超越学术研究非理性的语言有悖于学术研究的道德标准。

　　总体而言，这些争论对于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十分有益的。各种争论可以形成一种有力的信号机制，有助于走上改革之路时进行矫正或再矫正，也可预防在面对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外部世界时，智慧和判断力的萎缩，这也是改革者在推动改革时所需要的智慧和必须具备的素质。

　　国家实力与银行家抱负

　　经过重组改制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全球的经济体系、金融布局及金融生态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谁能成为未来的强者？

　　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等，中国大型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格局、竞争的空间范围、竞争对手等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即便在中国市场，随着中资商业银行的成长，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竞争的主体已经多元化，何况竞争的空间范围已经跨越国家，超越中国本土。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稳健转型，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如果用数字考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2007年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4.9倍，世界排位亦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经济的迅速成长，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为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国际竞争能力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培育与国家实力相当的强大银行也是使命必然。

　　金融竞争力尤其是银行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都有强大的银行作为其支撑。美国银行、花旗、汇丰、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三菱银行在全球庞大的机构网络也是其国家实力的象征。今天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将历史性地、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使命。

　　培育国际优秀、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的商业银行应该成为我们的抱负。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体制，继续做大做强中国本土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同时，搭建一个在空间上超越中国本土、在业务范围上超越商业银行领域的竞争平台，是从战略层面培育持久竞争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永恒的话题。一部企业制度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的历史，银行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生动地演绎了制度创新和银行进步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互动进程；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金融风险表现形式会不断出现变化。

　　近来次贷危机的爆发，一些号称风险管理严密的国际大银行深陷其中，说明风险的复杂性、突发性、扩散性和快速传染性。管理成熟的银行尚且如此，刚刚完成改制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改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培育科学、审慎、全局的风险管理文化，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完成改制上市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仍需做出不懈的努力。

　　全球化经营是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普遍特征。追随产业扩张潮流重新进行全球布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战略选择，国际大银行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在加剧。花旗、汇丰、德意志、渣打等国际领先银行的业务网络遍及全球数十甚至上百个国家，很多国际大银行的营业收入中有近一半或高达70%?80%来自本土之外。全球化的业务网络使这些国际大银行紧紧抓住了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大公司客户，并可以灵活地在全球配置资源，分散区域风险，迅速加强在高增长地区的业务力度，从而获得稳健成长。在成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重要收入来源。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和全球化服务能力是维护和竞争客户的基本要求，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非常之低，如果剔除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港澳地区的业务，无论从资产结构还是收入结构而言，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以境内业务为主的本土银行。中国的企业正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将会经历一个跨国公司化的过程。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加快国际化发展是适应外向型经济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

　　全能银行----大银行的战略路径

　　综合化经营平台的建设是提升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基础。消费主体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元化是推动商业银行拓展金融服务范畴、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直接动因，商业银行产品的多样性、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是其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是盈利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根据2007年《银行家》杂志对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一级资本排在前25位的大银行中，除中国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仍实行分业经营模式外，其余均属于综合化的大型金融集团。欧洲大陆一直都采用全能银行模式，而英国和日本于1987年和1996年分别取消了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转向综合化经营。在外部竞争、金融脱媒等外部环境及内部金融创新、提升竞争力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之间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来看，证券、信托、资产管理等是国际大行非利息收入的核心领域，保险业务也在很多大型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中占有重要比例。

　　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有一定的进展，各家银行分别设立了基金公司、租赁公司，最近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参股保险公司，并且通过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开展综合化经营。由于我国经营仍然是采取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体制，在商业银行现有组织体系内的综合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较大的限制。而很多外资银行凭借其母公司综合经营的优势，避开了中国的法律限制，已经在中国境内变相地布局综合经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在国际平台上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也面临着来自外资银行的威胁。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高标准、严格风险隔离的基础上，适度市场准入是较优的政策选择。

　　内生式自然生长与兼并收购

　　近年来，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大银行实现规模经济、推动盈利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花旗集团、汇丰集团、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大型商业银行都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并购来实现其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机构网络的全球化和经营范围的综合化。

　　在海外扩张路径的选择上，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过去主要依赖机构新设的方式进行，并且偏好发达的金融中心，业务成长速度缓慢，难以融入当地主流市场，边缘化现象严重。如果说这一路径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么今天则难以满足加速演进的全球化趋势。

　　近来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一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中国工商银行最近完成的收购南非最大的商业银行----标准银行的部分股权，以及对澳门诚兴银行的收购，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从财务的层面，市场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购尤其是境外并购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海外试水时需谨慎前行。

　　注：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兼战略管理部总经理，经济学博士。本文为作者本人学术讨论，不代表作者单位的观点和政策意见。（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